5月6日，德国联邦政府总理再次与16个州的州长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德国抗击新冠肺炎瘟疫的措施。此前，默克尔总理已经四面受敌，黑云压城。她不得不接受各州州长建议：将放松防疫管制的权力交给各州自己决定，而仅仅设定了一条底线。
默婶终于顶不住了，败下阵来。但是，这些快速的放松措施，对于德国是福还是祸，需数周观察。进入5月，德国反对政府防疫管制的呼声越来越大。不仅是政党之间的批评加剧，而且出现了以反对管制为宗旨的新的政党“Widerstand 2020”（反抗党2020）的诞生。最近两周来，德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反对限制自由的示威游行。一些商店的店主在法院起诉德国政府的管制措施不公平，要求尽快全面开放店铺。更有阴谋论者认为，所谓的“新冠病毒瘟疫的危险”就是政客们制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德国没有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亡，政府制造这种恐惧说法是为了集中权力，加强统治。特别是德国联邦议会议长和德国宪法法院前院长，近日也公开表示对防疫管制措施的不满。德国民主制度的基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体系。现在最高立法机关的联邦议会老大和最高司法机构的前老大，都对最高行政机构——联邦政府和其总理默克尔表达不同的看法，这为反对联邦政府的防疫管控措施的人提供了炮弹和理论依据，大大鼓舞了各州州长的反叛动作。在过去几年中，舆论多次把德国总理默克尔归入“跛脚鸭”范畴：她领导的基民盟在2017年大选中成绩惨淡之后，她2018年卸下党主席的职务时，以及在她昔日的竞争对手梅尔茨（Friedrich Merz）两次试图取得政治领导权的时候（2018年和2020年）。很多政治评论员都认为，默克尔政治生涯余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德国的新冠病毒瘟疫在4月中旬出现拐点，开始好转。20日，德国开始放松严厉的管制措施。全世界此时突然发现：德国是此次欧洲国家中防疫最成功的国家，新冠病毒患者死亡率一直较低（目前是4.2%，低于世界平均死亡率的6.9%）。德国防疫成功让默克尔成为“明星领袖”。科学家出身的默克尔展示出的冷静和严谨却在德国和国际上收获不少好评。甚至德国在野的反对党，也对默克尔施政称赞有加。德国电视一台的民调显示：默克尔的基民盟和基社盟的支持率，从今年1月11日的28%上升到4月18日的39%。而绿党(Grüne)、德国选项党(AfD)和自民党(FDP)的支持率下滑了。
这样的评价出自本党派同仁之口，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但是其它政治阵营中，也能听到对默克尔的赞许声音。比如图林根州的州长拉梅洛（Bodo Ramelow）来自左翼党，最近一段时间他参加了不少联邦政府召集各州举行的防疫工作视频会议。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示，默克尔总理行事“有一种令人舒适的冷静，目标明确，这一点从她主持的视频和电话会议井井有条就可见一斑”。这会使人在原本非常复杂的会谈中感到一丝淡定。默克尔的声望达到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高度。除了德国国内之外，在国际上尤为明显。“以色列的媒体将她视为全世界最强有力的领导人物之一”，以色列媒体人施泰因（Amichai Stein）对德国之声表示。在以色列民众眼中，默克尔是一个“善于分析当前形势，能够向民众把一切解释清楚的”领袖人物。英美媒体指出在危机情况下，默克尔这种领导风格在全世界各国当中属于稀缺品，尤其是与美国和英国领导人形成对比。《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福布斯》（Forbes）杂志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最近出版的文章里，都能找到类似的赞扬，而且是和对特朗普的批评结合在一起。英媒中也不乏这样的声音，而且据伦敦记者称，在几乎每场英国政府新闻发布会上，都会有记者问，为什么不能学一学德国？《纽约时报》甚至还发表文章，希望默克尔到美国出任副总统一职，负责美国的防治新冠肺炎的工作。这一方面说明，美国也有一个“默克尔热”思潮，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一些美国人对特朗普政府在防疫方面出现的问题强烈不满。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报道
默克尔总理也承认，限制公民自由权让她非常为难，而作出相关决定之难超过了迄今的任何其它决定。她根据病毒防疫专家的意见，力主实施严厉的管制，对要求放松管制措施的意见提出了批评。4月20日，默克尔甚至在闭门会议上使用了“疯狂的放宽讨论”这样的批评性说法。默克尔的这一说法让很多反对党人士不爽。在联邦议会发言中，自民党主席林德纳要求，国家在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时必须履行阐述理由的责任；右翼民粹主义的德国选项党荣誉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高兰(Alexander Gauland)强调反对“唯上”、“管束”、以及“不容分说-心态”的趋势。4月26日，德国联邦议会议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在接受《每日镜报》（Tagesspiegel）的采访中的一段话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他说：“如果我听说，所有以的一切都为保护生命而让路，那我必须说，这在绝对意义上来看是不正确的。基本权利是相互限制的。如果一定要提到我们的《基本法》的一个绝对价值的话，那就是人的尊严。这一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但这一尊严并不排除我们都会死去”。
德国议会议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接受《每日镜报》采访按照他的说法，任何政策都不可以侵犯人的尊严，这是德国的绝对价值。尽管，人们都会死去，包括感染新冠病毒也会发生，但不能伤害人的尊严。也就是说，为保护生命而采取的防治新冠肺炎的各种措施，也不能有损人的尊严。人的尊严高于人的生命的保护措施。“我们不能一切都放任病毒学家的决策，还必须要考虑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巨大后果。如果社会停摆两年，其后果将非常可怕。”“国家不可能长期为经济损失买单”。在这里，朔伊布勒一方面批评了默克尔政府对病毒学家言听计从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对接替他出任财长的社民党人Olaf Scholz在新冠危机中的财政支援计划表达不满。按照德国宪法，朔伊布勒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议长在德国的地位仅次于德国总统。而且，朔伊布勒在基民盟党内的资历要比默克尔资深很多，并且是党内“教父式”的人物，德高望重。5月1日，德国《明镜》在线发表对德国司法部长Christine Lambrecht 女士和德国宪法法院前院长Hans-Jürgen Papier教授的采访。标题就很醒目：《自由或者安全——哪一个价值更高？》两位司法界的人士就德国政府防疫管制措施展开了激烈辩论。Papier前院长在采访中表示，德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让自由权利陷入危险之中。在新冠危机中，不仅放松管制措施需要合法性解释，而且政府采取的对基本权利的限制的措施也需要有合法性依据。他认为，政府撇开议会独立行使行政权力，是对德国法治的侵犯。他说：“对法治国家的挑战，在我的书（编者注：指他不久前出版的《警示：法治国家如何被侵蚀的》，Die Warnung: Wie der Rechtsstaat ausgehöhlt wird）出版后更加强盛。无人当时能预计到，自由的权利会如此深入而广泛地被剥夺。”
明镜在线的报道对德国司法部长Christine Lambrecht女士（左）和德国宪法法院前院长Hans-Jürgen Papier教授（右）的采访：《自由或者安全——哪一个价值更高？》4月18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发生了一场反对防疫管制措施的示威聚会。此次示威本来被地方法院以“违反防疫措施”的理由禁止了，但宪法法院最终根据德国基本法批准了此次示威。此后，德国多地发生了“以自由”为名的示威游行。很多人反对默克尔政府管制措施的人，现在拉德国政坛大佬的议会议长和前院长的大旗，做自己的虎皮。北威州州长拉舍特（Armin Laschet）在电视访谈中也强调了要考虑封锁措施给各方面带来的损失。拉舍特说：“我们必须像朔伊布勒所说的那样，进行更全面的讨论，而不是每天只看感染数字。”他前不久因为急于放松北威州的管制而遭到默克尔的指责。德国左翼-自由主义阵营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前联邦文化部长和哲学家Julian Nida-Rümelin、勃兰登堡州宪法法院法官和作家Juli Zeh以及德国专家委员前主席Christoph Schmidt等令人惊奇地认同了德国自民党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和德国自由理想，在德国《明镜周刊》的客座文章中表示：“我们必须快速离开禁足封城的状态，进入一个将冬眠的国民经济唤醒的时期，将对基本权利的干涉降低到最低限度，但要确保健康危机不再卷土重来。现在的放松管制措施还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他们的意思很明确：德国要加快放松和解除管制措施。被视为“极端保守市民阶层”代表的 Atlas-Initiative协会，以传承基督教人文价值为己任，给默克尔总理发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您关闭了剧院、博物馆和酒吧，部分地取缔了私人自主权和与此相关的市场经济，限制了出租和租赁的物业权，禁止到教堂做弥撒和人们的出行。您正在冒中断我们的公共生活的风险”。该协会要求默克尔和联邦政府立即取消各种管制和监控的措置。
在默克尔的同一党内，基民盟的经济委员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也传出了反对的噪音。他们不仅对国家以借债的方式救助市场不满，而且也反对政府的自我授权。这一派的不满由基民盟内一位中生代代表Carsten Linnemann表述出来，这位43岁的联盟党联邦议会党团副主席，也是联盟党的中产阶级与经济联盟（MIT）的主席。他对社民党在救助汉莎航空公司时提出的要求，即要在汉莎公司的监事会拥有席位和参与决策的权利，持坚决反对的立场。他对德国《商报》说：“如果国家要直接参与一个企业，政治家要影响企业的决策，必须有很好的理由才行。我至今为止没有看到对此的论证。”
基民盟中生代政治家Carsten Linnemann
5月2日，默克尔党内的对头和下一届基民盟主席的竞选人之一Friedrich Merz也开始发声。他本来就是朔伊布勒的“子弟兵”，前不久还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他说，德国联邦体制在新冠危机中强化了德国。现在需要证明民主制度中政治权力的层次和决策机制。他的意思是，联邦政府不能违背各州的意志自行决定管制措施，不能越俎代庖。Merz很明显要为各个州的自主权说话，反对德国统一的管制措施。
前联盟党德国议会党团主席Friedrich Merz
他对此次国家提供的危机救助计划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说，国家要告诉公民，不能承担一切损失，不能为减少的营业额买单。国家借债来支持现在的企业和个人，需要后代来偿还。寅吃卯粮是不可以的。同一天，影响巨大的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Dieter Kempf对默克尔甚至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默克尔在5月6日就提出一个放松管制的分阶段计划。德国工业在此次危机中损失惨重。5月6日的视频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旅游、餐饮和学校等行业的开放问题。而Kempf主席要求给企业一个放松的确定说法，让企业家有一个提出计划的视野。每停摆一周，德国经济价值损失在50亿欧元左右。匈牙利诗人斐多菲在《自由与爱情》一诗中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将自由视为最高价值，置于生命与爱情之上。在此次新冠病毒瘟疫中，各国均采取了一些管制措施，严格程度很不相同。德国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比中国的封城禁足还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此，这些措施引起了德国很多人的担忧。从很多中国人角度来看，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了，还奢谈什么自由。而在德国一些人看来，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生命，可以抛弃。德国基本法的第一条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对待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一个即将被剥夺生命的人，也不能侵犯他的尊严。在中国的伦理文化中，似乎没有一种“绝对价值”，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比如：“孝”的价值被推崇为最高，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但是，中国古代还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为了忠于君主或者国家，“孝”就要让位。“忠君”也并非绝对的价值，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有“诛杀暴君”的美好传统。而在西方，因为基督教确定了上帝的绝对地位，而从上帝引申出来的价值，就具有一种绝对性。比如：上帝是立法者，法律就具有了一种绝对的价值，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人生来自由、平等的权利，也被视为由上帝赋予的，因此也是一种绝对价值。在抗击新冠肺炎中，各个国家因为传统与制度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做法。对这些不同做法的评断与争论，也会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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